如何避免通報中的形式主義和模糊表達

一、把高度重視轉化為具體行動  

 高度重視是種態(tài)度表達，在具體的情況通報中，容易產生三個問題，第一重視的究竟是什么？是事件問題教訓本身，還是形成輿情后的公眾壓力，在公眾視角，后一種的重視程度似乎更高，某種程度上加深了事情炒熱了才被關注才有人管的錯誤認知，特別是對于發(fā)生時間和發(fā)聲時間時隔較長的事件，難免產生事件發(fā)生時，涉及單位似乎不知道未及時開展工作，直到出現輿情后才啟動調查處理的錯覺。第二重視的態(tài)度若沒有具體的措施跟進和效果體現，可能被看成有名無實，光喊口號不見行動。第三在某些提級提格方式處理的輿情處置中，若出現層層高度重視的表達，可能會對先期部門的處置應對能力帶來質疑。 

提示：高度重視不應該成為顯性詞，而是應該通過應對處置的層級說明、工作實體措施的具體細化、采取的特定方式方法、引入第三方資源保障客觀公正、工作推進效率體現、階段性結果結論通報等方式，讓公眾自然而然的體會到重視程度。還是那句話，情況通報中的態(tài)度很重要，但更需要用實實在在的措施和效果來展現，對具體事件的重視程度和解決問題的能力。

二、把舉一反三轉變?yōu)槊魑熑?/span>  

?舉一反三常出現在問題調查類通報中，其本意是想說明，相關主責部門不僅僅是就事論事，而是想把具體某一件事件中反映出的管理漏洞、工作短板加以系統(tǒng)性解決。但在公眾視角看舉一反三，會有另外兩個問題，一既然是舉一反三，那說明發(fā)生的問題不是偶發(fā)孤例，而是概率性事件，而且有可能按照這個思路去回溯，在某單位某部門過往是否還發(fā)生過的相似問題，并曝光出來，形成輿情疊加。二是倘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相關單位又被反映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，那可能就會出現要不要“舉二反六”“舉三反九”式的調侃。 

提示：對于情況通報來說，一般是強調一事一議一說明，把事件本身說清楚，把責任處理講明白是最重要的，至于延伸的亡羊補牢和工作改善，只要不再發(fā)生相似的問題，就是效果體現。輿情引導不要自我放大和加壓，如果確實有防范再次發(fā)生的具體舉措或監(jiān)督機制，直接說出來就好。

?三、把第一時間落實到工作效率  

第一時間是被用來表達快速反映及時處理的。但第一時間也是個虛化概念和主觀概念，從哪個節(jié)點算第一時間，是內部發(fā)現時間還是外部曝光后的反映速度，由于“第一時間”并非一個具體的時間點或時間段，因此其界定往往帶有一定的主觀性。不同人對于“第一時間”的理解可能因關注點、知曉度、期望值等因素而有所不同。如當事人和處置方可能就對第一時間的理解不一。 

提示：要說明工作效率，要么有明確的時間軸體現，如一起交通事故，只要說明了發(fā)生時間和現場處置完成交通恢復時間就足以表達現場的處置時長，或者直接說多少分鐘完成了現場處置工作；如網絡輿情，公眾能看到最初信源出現和首波媒體報道的時間，再對照官方通報的時間，那效率也一目了然。要么提供一兩個明確的時間點，以強調事件的新近突發(fā)性和官方通報的準確權威性，這比近期近日類表達更利于公眾形成對具體事件的認知。時間是情況通報中重要的組成因素，如果有相對具體清晰的時間點及時間軸體現，既能夠直觀體現處置的時效，又能體現官方通報的嚴謹。

四、把“我們”轉換為標準化稱謂?

“我”或“我們”常在情況通報代表處置主體或發(fā)布主體，這也是一個非標準化的概念，“我們”是誰在多個部門介入的輿情中，沒有明確的指定對象，在下級處置上級發(fā)布的情況通報中也難以明確發(fā)布的權限歸屬。當“我”或“我們”被用于通報中時，如果沒有明確的上下文或指向信息，公眾并不清楚這些代詞具體指的是哪個部門，是機構還是領導個人。在多個部門協(xié)同工作的情況下，這種模糊性尤為突出，可能導致主責部門和協(xié)同處置部門的混淆。這種表達公眾還可能質疑發(fā)布者有意淡化對應單位和部門，試圖減少直接壓力，質疑事件回應的透明度和專業(yè)性，從而影響其對整個事件或情況的處理態(tài)度和信任程度。此外，“我”或“我們”還會和具體情況通報的發(fā)布賬號建立對應關系，有些賬號有明確的對應部門，有些則賬號主體相對模糊，公眾就更加不確定“我們”指的是誰。 

提示：輿情回應中明確處置主體和發(fā)布權限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此相關單位和稱謂表達應規(guī)范準確，要么是能具體到某一單位某一部門（如某某公安局、某某學校），要么能歸類到某一領域（如公安機關、教育主管部門）。一般建議直接使用具體的部門名稱、團隊名稱或個人姓名來替代代詞稱謂，以提高信息的準確性和清晰度。

五、理解公眾視角下的資源占用  

占用媒體資源或公共資源。在涉及一些明星名人、企業(yè)高層人員的情況通報中，常見抱歉占用媒體資源或公共資源的表達。這種表達的本意應該是“這是私人事宜”或“企業(yè)內部問題”，不必引起社會廣泛關注，有著事本身不大或已迅速解決，吃瓜群眾快快散去的期待。但從公眾視角看，不論是明星名人因個人關注度影響力所應起到的社會示范作用，還是企業(yè)品牌效應和對直接有投資、消費行為人群的影響，事件能升級為輿情，本就不是所謂的資源占用，而是體現了公眾人物和知名企業(yè)的社會責任和解釋義務。